“我们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全国政协常委陈清泰说，一边是沿着过去的产业结构、能耗趋势走下去，更深地陷入“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泥潭，在未来几十年被锁定在能源代价高昂、不可持续的困境；一边是增加高效率的耗能资产，降低能耗强度、改善能源结构、降低单位ＧＤＰ污染物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

十字路口，别无选择。全国政协委员倪豪梅的发言一针见血：如不加快调整结构，不仅将使经济增长付出资源、环境的过大代价，而且有可能导致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后果。

然而，要打破粗放扩张的惯性，使经济社会运行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困难重重。

会上，委员们对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发展数据表示担忧：１月至５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１８．１％，为近几年同期最高，其中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增速达２０％，全国用电量增长１５．８％，增速为近三年最高水平。分析发现，一些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甚至有由过快增长变为过热的趋势。

一个现象引起了关注：一方面，中央“节能优先”、“科学发展”的导向已十分明确；另一方面，大多数地方和企业仍我行我素。全国政协常委汪纪戎提出了疑问，近年来，中央关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文明发展道路，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架构等政策措施，为什么效果没有预期的好？

“长期以来环境无价、资源低价政策造成资源利用低效率，使得企业没有节能减排的内在动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ＧＤＰ高增长，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则表现为典型的市场失灵、政策失灵、制度失灵。”汪纪戎分析道。

陈清泰也认为，能源环境压力没有充分转化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驱动力，和由于行政干预而维护了一个“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抑制了市场力量发挥作用是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

小组讨论时，更多的话题集中在了政府的责任上，尽快完善干部考核体制、财税体制和价格体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成为热点。

全国政协委员张卓元认为，要使节能减排成为硬约束，就要改变现行的干部考核和选拔体制和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体制：“如果还是以ＧＤＰ论英雄，在政府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下，政府官员更不顾任何代价地追求ＧＤＰ增速，从而大大淡化了节能减排指标的约束性，使节能减排成为软约束；现行的财税体制也容易使地方官员只注重发展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化工业，不重视能耗低、污染少的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汪纪戎认为，应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进行调配。首先要改革资源产权管理制度、资源定价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提高资源使用税费，建立并完善资源初始产权有偿分配和使用权交易制度；根据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制定资源价格；建立行业的资源环境绩效标准和识别制度；激励和强制手段并用，提高污染物排放与违法成本，促使企业规范行为，自觉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以政府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是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关键所在。”汪纪戎说。

无论是加快技术改造、更新设备，还是加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都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撑，才能真正成为节能减排能力。与会常委、委员们认为，当前作为节能减排主体的企业，普遍缺乏加大投入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而各级政府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普遍较低，支持节能减排的稳定投入机制尚未形成。

委员们普遍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需要有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才能真正成为一种企业的自觉行为。

马志伟常委在发言中提出，要明确政府有塑造各种绿色管理与奖励制度的义务。在购买性支出的投资性支出方面，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从而减轻企业负担，调动企业建设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在购买性支出的消费性支出方面，政府可优先采购具有绿色标志体系认证的、用标准化配件生产的产品，从而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生产方向。

７月４日，政协常委会议厅的空调温度首次调到２６℃，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身着便装，出席会议。“我们应该从小事抓起，推动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以示范带头作用，唤起全社会的节能意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只有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才能推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运动的前进

２０３３年我国人口将达到１５亿，资源和环境将受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从而进入一个“最狭窄通道”。而与此同时，民众可持续发展意识还非常落后：建筑物为非节能型建筑；冬季取暖和夏季空调的无限制使用消耗了大量的能源；随意丢弃的可回收垃圾；社会上存在追求高消费、奢侈生活的风气……

潘贵玉说，必须大力开展全民资源和环境教育，促使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思维、生活和工作方式进行反思，鼓励人们做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和决策，并培养相应的能力。

常委、委员们普遍认为，政府的执政行为对于统一社会意识、规范社会行为、倡导社会公德具有任何教育手段都不可替代的导向性、权威性作用。政府应首先作出表率。

全国政协委员鲁志强指出，鉴于当前政府已经成为资源消耗大户，有些地方政府带头讲奢华，讲面子，热衷形象工程，热衷标志性建筑。忧患意识要走出中南海，成为全民，特别是各级政府的主流意识。

“消费模式是影响资源消耗水平的关键因素，它具有刚性特征。‘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适应消费模式的城市结构一旦形成，重新调整可能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鲁志强不无忧虑地说。

潘贵玉建议，政府应运用政策导向、典型示范等手段倡导节约、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如在城市要积极推行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生态住宅等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通过社区、城镇进入家庭，逐步形成居民约定俗成的自觉行动；在农村，大力推广以改善能源为核心，以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化为目标的生态家园富民计划等。”

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涉及生产、建设、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关系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鲁志强说：“我们需要从观念、技术、管理、体制、法律到政府自身的全面变革，直至演化成人们的日常习惯、自觉行为。”